快捷搜索:

李世安:西方史学传统中的人文主义与中国史学

日期:2019-07-31编辑作者:集团简介

西方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有许多优良传统: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勇于探索的研究精神、建立宏大历史体系的创新精神、结合现实审视历史的批判精神、重视历史垂训作用的现实主义精神、不断提高历史学者本身素养的学习精神等等。但是西方史学最优秀的传统之一,是历史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正确对待西方史学中的人文主义西方历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历史学家R. G.柯林武德曾指出,历史学“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希罗多德说,他之所以要发表其研究成果,就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而被人们遗忘”。在修昔底德的著述中,他不断强调“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的观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所处的时代,是古希腊历史上人的理性觉醒的时代。“在希腊思想家们看来,宇宙不再是那些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的集纳所。对这些力量的恐惧感,越来越被一种要了解它们和为了人而利用的愿望所代替。”智者学派的代表普罗太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著名的命题。这个著名命题对启示世人重新评估一切旧的传统观念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黑暗的”中世纪,尽管历史学成为了神学的奴婢,但西方历史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依然传承,并且较古代有了一定的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是借助神学的外衣而已。例如基督教强调公平,《圣经》处处宣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被《圣经》拔高到了除了上帝之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高度。如果说上帝是超越人类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那么,除了上帝之外,人人平等,这正是西方历史学人文主义理想的最高境界。不过,对西方历史学的人文主义应该一分为二。西方历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但西方历史学中人文主义也存在不合理的成分和糟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就是过分强调“道德”和“理性”,以先验论和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并从虚无主义的立场断言历史没有规律性。例如,康德的历史哲学是先验论的和虚无主义的。康德认为历史哲学乃是“道德哲学”的派生品,至于历史,“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昧、幼稚的虚荣,甚至往往还是有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则是唯心主义的,它自诩为“自由”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黑格尔认为,“现实就是精神:宇宙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心灵的产物。”“历史的线索应该求之于自由这一观念。”黑格尔还说:“世界历史展现了精神的自由意识的以及那种自由随之而实现的发展过程”、“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康德认为是“天意利用了人性之中的坏的方面来完成它在历史中的目的”,而黑格尔则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自由”和“理性”。后来的西方学者继承和发扬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学说,并加以发挥。如赫尔德等人在承认历史学人文主义的同时,反对历史有规律性,提出了历史主义就是相对主义的错误观点等。其他19世纪的西方史学家的普遍观点,都是在宣扬人文主义的同时,鼓吹历史没有规律可寻。他们认为,“历史好像是由一串多少是散漫地或偶然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事件所组成的,其中至少是乍看上去,并没有明显的计划或模式可寻。”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扬弃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了西方历史学人文主义中的优秀传统,扬弃了其中先验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成分,并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历史学是研究“人的社会”的学问,“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学具有人文性,但也具有规律性。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任何时候,外部自然界都占有优先地位,人的主观活动,要受自然的制约。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历史的人文性和规律性是最基本的内容,而这两个基本内容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指出,在历史研究中,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要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而恩格斯更明确指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就是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后,很快为先进的历史学者所接受,不仅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也为西方许多学者所接受,在西方形成了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历史学的发展。西方史学界误读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在实践中苏联学者和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时,都出现了偏差。苏联史学界生搬硬套、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苏联历史学家过分强调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忽视了历史学的人文性。例如,在对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片面,他们完全否定了一些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资产阶级历史人物的好的一面,并且对资产阶级学者观点中的正确看法一律否定。不顾各种历史背景,生搬硬套、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就使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出现偏差,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名誉。正如苏联历史学家帕夫连科所说,苏联史学家“在全盘否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观点的同时,经常是把小孩和水一起到掉了,也就是抛弃了在这些观点中包含的积极因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正与苏联相反,它们过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的人文义,而不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样,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上,在社会发展方向问题上以及历史是否科学等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大搞唯心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宣告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破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使资产阶级学者感到害怕,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不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著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两方面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断言唯物主义颠倒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集中攻击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规律与宗教的天命论、宿命论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污蔑为“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根本没有规律可言。”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并没有进行论证。客观而论,他的说法只是一种主观臆断和恶意的攻击。事实上,波普尔不是在研究历史哲学,而是借题发挥,处心积虑地攻击共产主义。关于这一点,他在该书的扉页上写得非常明白。他说他写这本书,是“为纪念那些沦为所谓历史命运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的法西斯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牺牲品的一切教派、民族和种族的无数男男女女而作”。发展适应中国国情的史学构建到现在,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变为了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消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无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如何发展和创新,形式上有多少改变,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凡是提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何历史著作,占主流地位的西方历史学著作,总要给予否定和攻击。因此,如何看待西方史学传统,学西方史学的什么,如何避免西方史学中不健康因素的影响等,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西方史学有许多优良传统,但中国有中国的史学传统,有不同于西方的国情。中国的史学建设,需要继承西方的优秀史学传统,但更需要克服西方史学传统中的不健康成分。在学习西方史学传统中,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坚持唯物史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一定要把两个基本内容结合起来,既承认历史学的人文性质,也要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才能更好地继承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有益成分,才能把中国的史学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对任何学科来说,理论和事实都是不可或缺的,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以往的历史理论家大多不够重视史实,那么同样可以说,以往的实践历史学家就更加忽视自己的理论思维有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必要。在笔者看来,教育史学不经过一番哲学的锤炼,就不配称教育史学。这一点对于专业的教育史家的实践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大多数专业教育史家几乎从来都不习惯于反思历史的性质是什么,以及教育史研究的性质是什么。由于不去思考自己工作的性质,就径直着手进行工作,难免有陷入盲目性的危险。

[3][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何兆武,张文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董欣洁.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J].史学理论研究,2008.

我国一些学者也曾探讨过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如著名学者蒋大椿撰文《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分析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并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基本内容做了分析的和综合的探索,勾画出大致的理论轮廓及其建设线索。[8]陈启能、于沛和姜芃等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也对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如历史规律问题的新思考,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理论新思考,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从直觉到科学、辨证的历史思维,并考察了几个具体国家的情况。[9]李杰探讨了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中国化问题,认为从方法论上讲,当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去研究历史时,主要的史学方法论范畴应该包括:历史事件叙述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历史规律解释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历史进程分析中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10]董欣洁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各种片面和局限,构建科学和系统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这一时代要求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并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过程和演变的内在规律,为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11]应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能为我们研究世界教育史或全球教育史提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指南。

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有多种类型。过去几十年间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正统地位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按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涵而言,是前苏联哲学界于20世纪上半叶按照列宁主义,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它们均不了解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了解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以实践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想,而主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和经济必然性为主要内涵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即经典唯物史观。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上述正统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各种变化,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基本框架和主导精神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由于这一传统教科书哲学体系没有全面、深刻地反映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实质,它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展现出一些局限性和历史失误,因此,这些特点也常常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非议的主要之点。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仍然是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我国多数教育史学者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个前提假设从事教育史研究。因此,我们在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教育史研究时,应该关注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最新动态和成果。

如果以19世纪和20世纪为分界线,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即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来,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基本内涵,对它的界定不会产生歧义。而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则出现了各种导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存的格局。一方面,它同当代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其他理论成果交汇形成了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另一方面,它被运用于不同地区的实际革命进程,导致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模型,即社会主义模式。这样,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便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从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方面来说,不仅有长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占主导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还包括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但长期以来,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常存在着僵硬的意识形态对立,缺少自由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我们应以积极态度来对待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和多样化格局这一事实。“实际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绝对真理的封闭体系,不能不与体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的人类思维成果交汇;另一方面,它不是人类未来的预言者,而是现实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因而不可能不经历自身形态的变化。”[4]2

[中图分类号]G4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04-0033-04

我国教育史学界老前辈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都较为深厚,这反映在他们为我们留下的许多珍贵作品之中。我们不仅要坚持这个理论方向,更需要研究在新时期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指导作用,并自觉地将其作为我们从事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

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人类过去生活的实在过程。如果你是一个哲学家,或许会称它为“历史的本体”;另一种是历史学家根据过去的各种材料用文字写下来的历史,它体现了人类对自己过去生活的一种认识上的努力。用哲学的语言来说,是“历史的认识”。这样,“历史”的概念就具有了双重含义。关于“历史”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内容。首先是那个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本身;接着是根据史料对过去进行叙述和解释的历史学;再往上是对历史总体做出总结以探明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最后,是对历史学本身进行反省和思考的历史哲学。康德认为,在哲学上不首先去探讨认识的能力和性质,就径直着手去认识世界的本质,那就好像是飞鸟要超过自己的影子,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在历史学中不首先认识历史认识的能力与性质就要去奢谈历史的本质或规律,也正像是飞鸟要超过自己的影子,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于是,对历史性质的研究,就转化为对历史学家进行历史思维的性质的研究、对历史学家进行历史解说的性质的研究。无论如何,立足点从追求客观意义上的历史规律转移到探讨主观历史知识的性质上面来,这可以说是表现出历史思想与史学理论的一幕重点转移。

[9]陈启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性

传统教育史学强调要在搜集史料上下工夫,似乎不穷尽史料就不能有发言权。而笔者认为,史料无论多么丰富,它本身却并不构成真正完备的教育史知识。史料并不是史学,单单史实本身不可能自发地或自动地形成教育史学,最后赋予史料以生命的或者使史料成为教育史学的,是要靠教育史家的思想。任何一种教育史叙述或解说,不可避免地是根据某种哲学的前提假设出发的。笔者此前曾撰文《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1],主要以美国教育史学为例来说明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本文则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视角探讨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问题。

史学界目前大致已达成共识:狭义的史学理论是指对历史学本身和与其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历史学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比较多的是对历史过程理论问题的研究,而对于与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包括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新领域和新流派、跨学科和跨文化史学研究、历史写作理论等都研究得较少。这表明我国史学与国际史学发展的脱节和隔阂。[4][5]早在20世纪初,西方史学出现了从传统实证史学向跨学科的新史学的转变,出现了研究历史认识论的潮流。西方历史哲学逐步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了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6]前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史学界也提出了研究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在采用计量史学和历史人类学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坚持改革开放。1980年,中国史学会获准第一次组团参加了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家历史学大会。近年来,史学理论界继续主张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坚持改革开放的原则,但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防止和克服来自极“左”的和极右的干扰。

一、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教育史研究

[4]衣俊卿,丁立群.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本文由美高梅线上娱乐网址发布于集团简介,转载请注明出处:李世安:西方史学传统中的人文主义与中国史学

关键词:

“中日古代中国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8年10月27至28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办、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所协办的“中日古代中国社会文化史...

详细>>

传奇将军赵尚志简介 赵尚志智取五常堡的故事

赵尚志(1908年—1942年2月12日),汉族,热河朝阳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

详细>>

康有为:提倡一夫一妻制却有6位太太

康有为是近代着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以发动康梁变法而着称。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

详细>>

中国历史上最坑爹的五位谋士

想要称霸天下,不仅要有好的武将,更要有好的谋士。不过,万一运气不好,找了个智力低于20的……我们今天来点评...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