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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流产的近代社会历史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日期:2019-07-31编辑作者:集团简介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其名言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41年8月1日颁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的典型”,“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362页)。1956年在毛泽东直接推动下,由彭真主持展开规模浩大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取得丰硕成果,影响深远。1964年由胡乔木提议,杨东莼、刘大年具体筹备成立的“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拟订了规模宏大的调查规划,并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响应与支持,却因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诸多构想未及落实而鲜为人知。笔者依据近代史所藏档案文献,钩沉有关史事,以期使前人所作努力不致湮没无闻,则为幸事。一 1964年2月7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杨东莼与近代史所副所长刘大年联名致函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全国政协党组、中宣部、统战部,建议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兹将此信照录于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全国政协党组并转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我们提出一个由学术界和政协合作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建议,报告如下:去年十月间,胡乔木同志曾找我们和其他几位同志商议如何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的问题。我们根据乔木同志的意见,前后谈过几次。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周扬同志提出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也需要收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资料,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经同全国政协的有关同志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负责同志商议,我们的共同意见有以下几点:1、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过去学术界也作过一些,但还不能适应研究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需要,许多有现实意见而又值得研究的东西,资料还很缺乏,需要进行实际调查。在研究方法上,调查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工作不能限于书本知识和前人提供的资料。现在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条件很好,越往后这种便利条件越将减少,因此,需要争取时间。2、要推动社会调查工作,先要成立一个领导机构:这个机构暂时定名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由学术界的代表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业务由中国科学院地哲学社会科学部指导,有关动员政协系统人力的组织工作由全国政协领导。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制订工作规划,草拟调查项目;和有关机关进行联系,了解调查对象和资料积累的情况;组织人力和推动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工作,交流工作经验;初步审查稿件,有计划地安排出版工作。3、这个委员会是个空架子,要设立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进行典型事件的调查。这个办事机构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具体工作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经费预算另行编造,工作人员由有关机关抽调,不再另设编制。4、目前准备动手调查的项目,有以下几个: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状况;中国近代各阶级的发生、发展过程;某些重要的政治事件的经过和真实情况;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制度。打算先调查几项典型事件,作出成绩,取得经验,再行推广,要求在几年的时间内,作出一些有丰富内容有科学价值的专题报告,交中华书局出版。5、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以杨东莼为主任,刘导生、申伯纯为付主任,委员约有二十人左右,名单等商议妥当后再定。以上报告是否适当,请批示。杨东莼、刘大年 1964.2.7 自此信可知,胡乔木于1963年10月就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与杨、刘二人商议,而胡传达的应是毛泽东的意思。据所藏档案,此信由刘桂五起草,经杨东莼、刘大年反复斟酌、修改,数易其稿,可见相当慎重。杨东莼于1964年2月7日致函刘桂五,提出委会人选: 委员人选 ,我想到的有:大年,黎澍两位同志代表三所,何干之、胡华两位同志代表人民大学,灿然同志代表中华书局,翦伯赞、邵循正两位同志代表北大。肖贤法同志代表宗教局,严仲平同志代表经济研究所。陈元晖同志代表教育研究所,侯外庐、吕振羽两们同志代表学术界。此外,工商管理局,政法、侨委,以及沪、穗、武汉等大城市各需要推举一位,(北师大要不要推一位?)请考虑。政协至少还要增加二三位,以上合计已近二十人左右。漏掉的单位,请补上去。又,档案局要不要一位,以上的名单,请您与大年同志仔细斟酌后,再面谈一次(档案:《杨东莼致刘桂五函》)。 1964年2月29日,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即复函:“同意杨东莼、刘大年同志关于由学术界和政协合作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建议,并由刘大年同志担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是在周恩来倡导下,于1959年7月20日正式成立,由范文澜任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为副主任委员,吕振羽、刘大年等史家均为委员。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由副主委杨东莼主持征集编订六大册《辛亥革命回忆录》。近代社会历史调查与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已着手的工作多有契合,因而以杨东莼牵头来组建调委会乃顺理成章之事。近代史研究所有较强的学术实力,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自需倚重,因而时任近代史所副所长的刘大年、黎澍均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杨、刘等人躬亲张罗,开始紧罗密鼓的筹建工作,而黎因忙于主持历史反修小组工作,无暇过问具体事务。3月26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致函近代史所,“同意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刻制办公室公章一枚,请你所自行刻制,附去介绍信一封”。近代史所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以及杨东莼从华中师范学院调来的章开沅、刘望龄负责具体工作(按:杨东莼曾任华中师范学院校长)。4月3日在近代史所召开筹委会的成立会,杨东莼就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性作长篇发言。(章开沅:《杨东莼谈社会历史调查》,《实斋笔记》,第280页)。5月调委会正式宣告成立,以中华书局为办公地点,启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木刻胶质印章。二 经过多方调查,征求意见,调委会编写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几点意见》,就如何开展工作提出更为明确的规划。首先强调:“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旧中国的文献档案残缺不全,而其中绝大部分又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歪曲捏造,仅仅依据文字记载,很难深入探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因此,只有在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社会历史调查,树立优良的学风,才能逐步克服过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而“熟悉历史故实的老人正在逐渐减少,某些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可能有所散失,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刻不容缓地把握有利时机,迅速把历史调查工作开展起来”。至于调查工作具体如何进行,“必须坚持调查与研究结合、访问与文献结合,专业队伍与群众力量结合等原则”。调查所得的重要材料,经过严格的鉴别、核实,“编成资料汇编,然后加以综合分析的研究,写出内容丰富并具有较高水平的调查报告和学术专著,交请中华书局以《中国近代历史调查丛书》形式出版”。 中国近代历史调查,涉及的问题范围极广,无疑是一项相当庞大的工程,绝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必须充分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意见》还对调查工作作了具体安排:“1、1964年6月以前,由各个项目的总负责人邀请各有关单位同志商定分工合作的具体调查计划,然后分头开展调查工作。2、1965年8月以前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经验交流会,着重研究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并初步汇集一批经过整理核实的调查资料,委托专人撰写若干专题调查报告。3、以后每年在广州、武汉等地召开全国调查工作会议一次,检查工作,交流经验,洪资料,并讨论或委托专人写调查报告。4、在资料汇编和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委托专人写成专著”。尤为重要的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杨东莼、刘大年等亲自制定出《北洋军阀调查意见书》、《民族资产阶级调查意见书》、《买办阶级调查意见书》、《江浙财阀调查意见书》、《商会调查意见书》、《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调查意见书》、《中国学生运动调查意见书》、《农村调查意见书》、《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调查意见书》、《租界调查意见书》,对各项调查作了相当细致的规划和部署。兹将其要点简述于下:1、北洋军阀调查。计划3年内编成《北洋军阀传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北洋军阀研究》。主要措施:1、由近代史研究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央文史馆、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档案二馆分工合作,拟请何干之、刘桂五总其成;2、由总负责人邀请各单位有关同志商定分工合作的具体计划。;3、初步汇集各单位所提供的传遍及其他材料,并召开经验交流会一次;4、集中各地调查材料,编写传略及专著(66年8月至67年8月)。2、民族资产阶级调查。刘大年提出写出民族资本家千人传。包括:早期 50人;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300人;晚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前) 650人。要求三至五年内完成(1964-1969年),前三年至少完成70﹪的调查任务。并拟定资金一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资本家调查参考名单。具体措施:1、由中央和各省、市、县的科学研究机关、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联合会、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矿企业、大专院校及其他有关单位根据当地情况组织专业或业余力量,分工负责协同进行;2、刘大年为此项调查总负责人,各地区委托专人或机关负责。3、买办调查。以上海经济研究所及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近代史研究所、全国及津、沪、穗、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负责,并拟请黄逸峰、徐仑等总其成。计划两年内写成有关买办制度及买办阶级的调查报告,典型买办的传记若干种,1969年以前写成《论中国买办阶级》专著。要求总负责人在1964年6月以前邀请各单位有关同志商定具体调查计划,在1965年8月以前写出若干典型调查报告交交流经验。建议各地先完成典型调查:广州-十三行的演化兴亡和最早期的买办,吴健彰等;上海-汇丰 怡和等大洋行买办、虞洽卿等;天津-郑、梁、王、吴四大买办、各大买办与北洋军阀的关系;汉口-专营茶、蛋等土产出口的洋行买办,重点了解他们在乡镇的经济活动。4、江浙财阀调查。以上海经济研究所、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史研究室、上海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工商联、浙江历史研究所、浙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工商联等承担,拟请黄逸峰总其成。要求总负责人1964年8月前邀请各有关单位商定分工合作的具体调查计划;1966年以前写成江浙财阀主要成员发家史及传略或若干专题性的调查报告;1969年以前写成《江浙财阀研究》。5、商会调查。以全国工商联合会、经济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各重点地区经济研究所及历史研究所、工商联等负责,重点调查天津、上海、武汉、重庆、苏州、泉州、青岛、杭州、广州等地商会。要求1964-1966年编写各省、市 商会史资料或商会史;1964-1967年出版商会史资料汇编。6、近代知识分子调查。编制了“参考名单”,计划通过“传记”的形式了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及其特点,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及其失败,近代知识分子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活动及其分化。此调查由近代中国社会调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书局近代史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广州文史资料委员会,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北京大学等单位参与,由杨东莼和中华书局近代史组组长李侃总负责,计划1967-1969年完成编写《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调查资料选辑》。7、学生运动调查。由祁式潜、杜平、江明负责,近代史所、团中央档案室、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央档案一、二馆,及有关学校和个人参加。并要求1964年6月以前召开负责人和参加者联席会议,落实计划确定进度;组织有关人员编写回忆录;每年6月份举行工作会议,检查进度,交流经验,发现问题,解决疑难。由近代史所和团中央档案室等单位整理现存各种文献资料,1967年整理出版《中国学生运动史资料》选辑。1968年前整理出版《中国学生运动调查报告》、《学生运动回忆录》选辑,在此基础上,1971年撰成《中国学生运动史》。8、农村调查。结合“四史运动”,在调查、征集、整理有关账本、文契和其他文字资料的基础上,选择典型,进行补充调查,并撰写“家史”、“村史”。家史、村史一般从清末开始,即追溯祖辈三代,注意收集发展变化的资料。要求在1968年内写出数百个“家史”,(主要是“地主发家史”和“富农发家史”)“村史”和其他有关专题调查报告。此项调查任务安排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负责,并从有关单位抽调人力合组“农村调查工作队”下乡作重点调查。9、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调查。重点调查基督教、天主教的主要教区和重要据点的活动情形;教会所办的学校与医院;教会“慈善事业”。此项调查安排邵循正、卿汝楫负责组织领导。由近代史所帝国主义侵华史组、各地历史研究所及高等学校近代现代史教研室、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研究室、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和天主教爱国会共同组织人力,分工协作,参加调查工作。10、租界调查。具体分工为:天津租界由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历史研究所负责;上海、汉口、广州等地租界分别由该地历史研究所负责。上述单位联合组成租界调查协作小组,负责对工作督促和检查。计划1966年写出各种有关租界调查报告,然后抽调主要力量,于1967年编写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一书。三 调委会的调查规划可谓相当庞大,足见杨东莼、刘大年等人的雄心。1964年6月2日召开全国近代史规划会议,杨东莼在会上发言:“近代中国社会调查,……初步设想搞几个东西:买办、民资、知识分子,北洋军阀,宗教,……北洋军阀还有人在,不外是上台在北京下台在天津,所以天津的不少,老人去世,还有其后人,我们设想,北洋材料,由政协与天津挂钩,落实在天津。买办放在上海,这次我和逸峰挂钩了,开会后,我们就去天津,下半年是否在上海,前些日子,开委员会时,各地也要成立小组,就地调查,当然各地有任务,很紧,我想,是否与任务口径对起来,挂起钩来,如何搞民族资产阶级,就在民族资产阶级任务上挂钩。宗教也是大问题,北京专家多,所以各地与北京,第一是联系,第二是出人力,地方搞什么,告诉我们一下,好配合,第三是到各地游说一下,先到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四个地方,在学部领导下,方向明确”。会上杨东莼、刘大年对一些重点调查项目作了明确分工部署:北洋军阀由天津历史所负责,买办调查由上海经济所主持,民族资产阶级调查由上海经济所主持,吸收上海工商联参加(档案:《1964年近代史规划会议记录》)。 调查委员会在杨东莼、刘大年的推动下,踌躇满志开展工作。杨东莼带领邵循正、何重仁、郝斌、章开沅等人前往天津,在市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政协齐齐哈尔资料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当时根据刘大年的建议,确定先抓两个项目,“一是知识分子千人传,一是资产阶级千人传,而首先要求作充分的调查研究。为此我们又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传主参考名单”。(章开沅:《实斋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0页)。王来棣等人被安排去天津调查黑社会、会道门、临城劫案等(2010年9月30日采访王来棣先生记录)。尽管处于草创阶段,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无疑是一件意义重大而且备受学术界重视的工作。当年身与其事者的章开沅先生多年后还十分惋惜:“如果能持续下去并正常运转,现今决不会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OralHistory)计划独占鳌头” (章开沅:《实斋笔记》,第31页)。平心而论,就调委会的构想而论,远比哥大的口述史项目宏大,包罗范围更为广泛,动员的人力亦非其可以比拟。可惜调委会生不逢辰,刚刚建立,阶级斗争之弦便日趋绷紧。从近代史所借调过来的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3人被抽回参加“四清”运动,华中师大的刘望龄亦被抽回,止章开沅一人枯守空房。到1964年秋天调委会工作便渐趋瘫痪,名存实亡。1966年,文革风雨欲来之时,杨东莼先生仍力图恢复并拓展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但随着文革风暴骤起,一切均脱离常轨,种种颇具学术雄心的设想规划亦成具文。前辈学人的苦心孤诣,时代局囿的无奈,令人不由扼腕叹息。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大年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并正式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1946年中共中央决定创立北方大学,由范文澜任校长。1947年,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由范老亲自主持,刘大年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48年,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为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历史研究室改隶华北大学研究部。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又划归科学院,改建为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始终是深受范老器重的得力助手。

刘大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得益于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坚实的“国学”基础,一是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出版于1987年,讲史学理论的文章排在首位,占的篇幅也较多。刘大年认为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悠久,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学各有自己的科学成分,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以往的历史。但是历史学是否以及怎样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至今仍是争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历史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但它并不能代替历史学理论。探讨历史研究如何成为科学,就是历史学理论最后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他都撰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的过去,第一,是革命的一个参加者。抗日战争发生,受爱国思想支配走上前线,是无数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这没有什么可说的。第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宣传者,通过研究历史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是职业上的分工。革命工作与学术研究是统一的,但也可以找到区别。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是在书斋里战斗的。我常常想到恩格斯那句话与自己面前的现实怎样?

从1947年到1966年,也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九年,刘大年先后写了和主持撰写了四部历史著作。

在《中国史稿》、《中国近代史问题》等的写作过程中,刘大年逐渐形成了他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基本看法。他认为: 历史的运动是一个整体运动。社会生活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部门功能各异,而它们又是、也只能是作为一个互相连结、彼此无法分割的体系,作为一个体系的整体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社会生产、经济生活是这个体系、整体的核心。人们对一定时间里的基础、上层建筑等必须摆在整体运动上去认识、去理解。这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看法。《中国史稿》上把一定时间里各个领域的状况综合起来叙述,就是为了便于加强这种认识,这个看法。 历史运动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不同形式的矛盾对抗,那种矛盾、对抗的状况随着不同社会结构的状况而异。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势力与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异而来的两大对抗性矛盾。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不独立,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落后于近代化。这两大基本问题横梗在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上。近代中国历史的全部运动就是这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前我们把中国近代史叫做民主革命时期,把那时的斗争叫做反帝反封建,这是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所作的扼要而准确的提法、概括。其中似乎缺少要求近代化。民主革命、反封建,正是为的给近代化打开道路,那是很明白的。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民族斗争的形势影响或作用于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的演变;反过来,后者也作用于前者。它们清楚地表现出历史运动的若干客观规律性。讲近代史,最终是要从说明两个矛盾的各自位置、它们的相互关系、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客观规律性。具有科学性的历史书,最重要的任务都是要有利于人们认识一定的历史规律性。 事物要从运动中去认识。运动表明事物是什么不是什么。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的不同地位、性格、作用,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等,都是从事变态势中,从一定时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离开活动,没有一定的过程,就无法认识它们怎样或不怎样。司马迁说,历史可以告诉人们“通古今之变”。按照一定阶段叙述历史变迁过程,就正是有利于人们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谁是什么,谁不是什么,历史是怎样前进的,朝着哪个方向前进的,等等。他的这些看法,讲的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实际也是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一些认识;他讲的是历史观点,实际也涉及历史研究的一些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中国近代史问题》(初版时题为《中国近代史诸问题》)是一部论文集。其中《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怎样评价》和《论康熙》,引起过国内外的评论和争论。《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是1963年12月作者访日期间所作的讲演,后经整理发表在1965年3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毛泽东看了以后,认为文章中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心应该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潮流所在的地方,讲得很对。《亚洲历史怎样评价》是作者于1965年5月应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十五届历史年会时所提供的论文,当时即受到与会者的欢迎。1965年7月,《人民日报》将其全文发表,同年11月和1966年3月,《北京周报》英、日文版和德、法文版先后予以译载。《论康熙》最初发表于《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是一篇通过典型剖析,解决如何评价剥削阶级杰出历史人物的论文。文章在当时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一些争论甚至非议,但它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至今为治清史的人们所注意。而文章所体现出的作者高瞻远瞩,从大处着眼的行文风格,也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中国史稿》第四册有了重大的改变。刘大年认为,1840年至1919年近代中国八十年的历史,可以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和1901年义和团失败为界,明显地区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在这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这部新的著作决定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为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的地方作出了可喜的概括。它当时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也多,是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

关于哲学指导思想问题,刘大年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而这个阶段仍在蜕变之中。历史研究要成为科学,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刘大年指出:判别历史研究的对象,首先要找出它的客观依据。其根据应当是时间上连续性的东西,全面、集中体现出人创造历史的东西和客观存在的东西。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对象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系及其运动。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曾有过种种不同的回答和争论。刘大年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决定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在私有制社会,这种变化和发展,是通过阶级矛盾与对抗,通过阶级间的斗争来实现的。因此,说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是对问题的本质回答。关于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刘大年认为: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就在于它有规律可寻。找不出规律的认识,就谈不上科学认识,就不能以科学相矜夸。所谓规律,要从事物的重复性表现出来。重复性就是常规性,常规性及其演变所在,就是规律所在。历史前进的规律,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的规律,而这一规律也是由重复性表现出来的。写得比较好的近代史的书,就是写出了这种运动规律的书。

作为历史学家的刘大年,还是历史学科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历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更多的人重视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为了进一步推动历史研究工作,1953年秋,中共中央设立了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宣部提名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尹达等11人组成。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并指定陈伯达为委员会主任。在委员会里,刘大年比大多数人都年轻,属于晚辈后学。在这个委员会指导下,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历史所第一、二所(后合并为历史研究所,近代史所则一度改称为第三所),筹办《历史研究》杂志,筹备哲学社会科学部,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刘大年始终是参与者或日常事务的主持者。一些历史学家,如侯外庐、顾颉刚等人调到北京工作,也是由他直接经手的。

刘大年的史学理论,也为国外学者所关注。1992年,俄罗斯东方文献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刘大年的《历史科学问题》一书,系统地向俄国学术界展现了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

从50年代起,刘大年担任研究生导师。80年代又担任新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他之将社会阶级、阶级斗争以及它们相互关系消长变迁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思想,也充分体现在他所指导的几篇博士论文,如《洋务知识分子研究》、《近代中国人口研究》、《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之中。对于博士生的研究工作,他分别有过多次谈话或写过信。1994年5月,他在写给学生的一封信中,于提出有关博士论文的一些设想后,又强调指出:

刘大年,湖南华容人,1915年8月1日出生于一个小康的读书之家。父亲是师范毕业生,但三十一岁就去世了。到了抗日战争前,他的家境也已衰落。刘大年六岁入小学,大部分时间念私塾,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1938年赴陕北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大第五期毕业后,曾长期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冀西专区行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冀南抗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北方大学工学院副主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华北大学四部领导成员。1950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他担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科学通报》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1958年后实际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走资派”批判。1978年恢复工作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他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他还是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从1964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三届至第七届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刘大年的学术观点与办所方针对近代史所科研工作影响很大。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常号召研究人员加强理论学习,并指出,占有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研究的完成,应当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的东西。他指出历史研究需要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道理说:“历史如果与人们的生活、斗争无关,那它早就不为人所注意,以至早就不成其为一门学问而存在于世了。”他的这一思想,也对全所的科研方向有重要影响。几十年来,所内许多研究项目都清楚地反映这一思想。刘大年早年主张集体写书,通过这种方式出人才,出成果。80年代以前,所内比较重要的研究项目都采用集体方式,个人写书比较少。事实上,规模较大的项目通常都要依靠集体力量才能完成。但那些年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再加上十年动乱,搞科研的时间太少。刘大年当时和后来对这个情况一直是不满意的。他认为科研工作组织得好一点,也许能够多出一两本更有影响、有代表性的著作。当然这有整个环境条件的问题。他说:那时对于我们一些人,谈不到偃武修文,放马南山之阳。

刘大年所主撰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册,大体上仍采用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框架,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

刘大年经历了近50年的学术生涯,但他不属于以往的书斋型学者。他在回答有人问对于自己有何看法时说:任何时候我们不能根据人们的自我评价去认识那个人,包括所谓“圣人”的自我评价。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可是我们知道人生中根本不存在“天命”那种东西。足见圣人的话也是虚言,不可凭信。他说:

《中国史稿》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一部历史著作。古代史部分由历史一、二所合并后的历史所承担,分为一、二、三册,由尹达负责组织编写;近代、现代史分为第四、第五册,由刘大年、田家英主持编写。从提出提纲起到最后定稿,刘大年主持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全部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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